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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用户数据利益的法律保护
2015-05-14 11:49:49 来源:四川法制网 作者:苏畅 【 】 浏览:2063次 评论:0

——以信息权利理论为视角                                      

  内容摘要:大数据时代对人类的数据驾驭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人们获得更为深刻、全面的洞察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与潜力。数据正在迅速膨胀并变大,它决定着用户的未来发展,虽然现在很多企业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数据爆炸性增长带来问题的隐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将越来越多的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当人们享受信息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被不当使用,而导致个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如何保护用户的权益,对立法及法律保障措施提出了新要求。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  用户个人信息   信息权  法律保护

  从2012年起,大数据(big data)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大数据”不仅指数据本身的规模,也包括采集数据的工具、平台和数据分析系统。其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在于对于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相比起其他技术而言,大数据的“廉价、迅速、优化”三方面的综合成本是最优的。
  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大数据时代来临,并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与创新。它已经上过《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专栏封面,进入美国白宫官网的新闻,现身在国内一些互联网主题的讲座沙龙中,甚至被嗅觉灵敏的国金证券、国泰君安、银河证券等写进了投资推荐报告。在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有人认为“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从两个故事说起,第一个故事是在当今的商场上,有一类企业是通过对数据的充分使用和挖掘而在商战中获胜的。最典型的当属全球电子商务的创始者亚马逊(Amazon.com)了,从 1995 年首创网上售书开始,亚马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颠覆了从图书行业开始的很多行业的市场规则及竞争关系,10 年之内把很多像 Borders 以及 Barnes and Noble 这样的百年老店被逼到破产或濒临破产。亚马逊在利润并不丰厚的图书行业竞争中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数据的战略性认识和使用,在大家还都不太清楚什么是电子商务时,亚马逊就已经通过传统门店无法比拟的互联网手段,空前地获取了极其丰富的用户行为信息(即用户在网站上发生的所有行为,如搜索、浏览、打分、点评、加入购物筐、取出购物筐、加入期待列表、购买、使用减价券和退货等;甚至包括在第三方网站上的相关行为,如比价、看相关评测、参与讨论、社交媒体上的交流、与好友互动等),并且进行深度分析与挖掘。
  此外,还有阿里人讲述的一个故事:每天,海量的交易和数据在阿里的平台上跑着,阿里云通过对商户最近100天的数据分析,就能知道哪些商户可能存在资金问题,此时的阿里云贷款平台就有可能出马,同潜在的贷款对象进行沟通。通过海量的分析得出企业的经营情况,阿里云知道谁需要贷款,这就是大数据的应用。阿里巴巴首席技术官王坚认为,今天计算的规模,会变成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变成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变成一个学校的竞争力,甚至变成个人的竞争力。阿里巴巴希望跟Google这样的公司竞争,这也是阿里巴巴大力发展云计算的原因。
但是,当人们在享受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便捷时,信息权利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如何利用法律的手段保护互联网用户的信息权利,避免不法侵害的发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大数据时代带给互联网用户的便捷和隐患
  大数据时代对人类的数据驾驭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人们获得更为深刻、全面的洞察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与潜力。数据正在迅速膨胀并变大,它决定着用户的未来发展,虽然现在企业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数据爆炸性增长带来问题的隐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将越来越多的意识到数据对他们的重要性。但当人们享受信息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被不当使用,而导致个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在网上公开叫卖个人信息的网站很多,老板手机号码、明星私生活、私车车主信息等在利益的驱动下成为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超过60%的人认为网上注册是泄漏个人信息的主要途径。正如美国一位参议员说,“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人们正在对自己的身份失去控制,私人生活正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2001年3月,在日本国民生活中进行的关于国民生活动向的调查显示认为“随着生活的网络化,个人信息容易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比率高达71%。这就说明了个人信息侵害在该国的严重程度。
  二、互联网用户信息权的分类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存储和分析的大数据范围很广,根据其涉及的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权利:国家秘密信息权、企业信息权、个人信息权。目前,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国家已经建立了信息权法律保护机制,对违法犯罪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家秘密信息权,是国家对国家秘密信息所享有的一种所有权,它是国家的一种十分重要的信息权利,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国内外通过Internet收集、侵犯我国国家秘密的案件层出不穷,给保护国家秘密信息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采取刑法的手段,对那些侵犯国家秘密信息权的犯罪行为予以沉重地打击。
  企业信息权,是作为信息活动主体的企业对满足自己需要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信息依法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企业信息权是一种财产权。作为企业来说,其不同于自然人,不具有人身权,只有财产权。而且,企业财产权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企业有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财产权也开始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出现。而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所创造的财富与日俱增。信息对于企业来说,早已是一种无形财产,因此企业信息权是一种财产权。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对保护“商业秘密”作出了相关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所应承担的民事、刑事责任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个人信息权作为人身和财产的双重属性的权利,是一种社会资源。对于信息利用者来说,个人信息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获取个人信息并不是目的,而是获取、扩展财源的一种途径。国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保护公民个人的信息权利。
  三、互联网用户信息权保护法律制度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权利是人们从事信息活动的首要条件和基础,一方面,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与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实现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国家和其他组织体的信息权利直接关系到各项具体目标的实现,甚至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通过规定相关主体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来强化对信息权利的法律保护,其保护对象既包括信息生产权、信息获取权、信息占用权、信息使用权、信息收益权、信息处分权等,还包括自然人的信息权、单位的信息权、国家的信息权等不同类型的信息权。如何控制有关的信息不被他人任意获取或不当使用,已经成为国家立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1、国家秘密信息权法律保护制度
  国家秘密是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信息。目前,我国已制定了一批保护国家秘密信息权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其他有关国家秘密信息权保护的一系列法规的基础,为它们提供了立法依据。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地质学家薛峰2007年因窃取中国国家机密中国石油行业商业数据库触犯了中国法律,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2、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
  个人信息是自然人本人所有,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本人主体特征,具有人格和财产双重属性的权利。德国是世界上较早对个人数据资料保护进行立法的国家之一,1970年原西德黑森州率先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成为了世界上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
  目前,个人信息大数据类型较多,包括了网络日志、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微信注册信息等等。在互联网上涉及个人信息的业务领域基本都开设了“实名制”制度,但相关保护措施却并不到位,导致个人信息流失。人们在申请某项服务或是消费时,需要登录许多个人身份信息,如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还有家庭住址、通讯联系方式等,这本来是出于管理的需要,  出于为了更方便地提供服务,但是,如果这些个人信息保护不力,就会造成一些不法侵害出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在深圳新菜鸟网络俱乐部的公开资料中,其宣称掌握了5亿用户的大数据信息、超过1800万的微信用户信息,并能够针对用户的年龄、阶层、消费习惯和能力,作出精准分析和营销。宣称在购买会员资格后,就能使用其研发的手机软件自动大规模加他人为好友,为微商生意迅速聚集起粉丝和客户,再通过朋友圈进行营销,而且速度非常之快,通过对个人隐私数据的积累,新菜鸟做起了一本万利的微信吸粉生意。获取了微信用户信息并出卖,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应承担刑事责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即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这一定罪条文在落实中存在着较大空间的“自由载量权”,首先“情节严重”是一个不确定概念;其次“情节不严重”自然就不构成犯罪,如何处罚就没了下文。而现实中大量的买卖个人信息行为都属于“情节不太严重”,但对个人的危害却很严重。这类情况该怎样处罚?不妨借鉴他山之石。比如德国,早在1977年就制定《联邦数据保护法》,以后两度修法,明确了手机用户拒绝商业广告短信,可与运营商签订一份合同,运营商违规滥发短信,投诉一次最高可罚五万欧元。再如英国《通信管理条例》规定,未经收信人同意发送兜售产品的垃圾信息,属于违法,法院受理起诉并查实后,每次罚运营商5000英镑。
  3、企业商业秘密信息权法律保护制度
  商业秘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是商品交换和经营活动产生的必然结果,是“随同社会分工、私有制以及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范围包括了技术信息(产品及产品设计方案、制作工艺、各种配方、机器设备的改进方法、计算机软件等)和经营信息(客户名单、货源、采购和加工渠道、招投标文件)两大类。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秘密法律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1817年英国牛伯理(Newbery)诉詹姆斯(James)案是近现代商业秘密法制史上最早的判例。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均对商业秘密进行了规定。
  四、完善信息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机制的建议
  目前,虽然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对侵犯信息权利的行为进行了控制,但面对互联网日新月异的进步,对于保护范围、保护措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有两方面的建议:
  加快制定互联网信息安全保护相关法律的进程,进一步加大窃取、泄漏、贩卖互联网用户信息等行为的违法成本,规定对新形势下产生的各类信息犯罪的处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完善“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网络信息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对违法人员起到震慑作用,预防和减少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
  总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如何保护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用户的数据利益、实现共赢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不断完善互联网信息安全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势在必行,以形成一个缜密的信息权利保护系统,有利于现代信息犯罪或违法行为的追溯和防控。

参考文献:
【1】王建《信息法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2】唐昭红.《商业秘密研究》[M]//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6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18.
【3】郑成思《信息、信息产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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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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