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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西部法治论坛获奖论文 基层群众“自治”问题研究--我国宗族文化与村庄秩序的现状分析
2013-11-22 17:02:44 来源: 作者: 【 】 浏览:4101次 评论:0

(优秀奖)

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委政法委 王虎

    摘要:宗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区的部落式文化也有部分与之相近)。在封建社会的上层,它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形成了严密的国家政权继承制度——宗法制度;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以父系血统网络为基础,为了同宗家族的生产、生活、生存和发展,以封建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结合自然、地理、人文、习惯,形成了严格的族规、家法、风俗、习惯,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教育、交往等行为规范。正是有了完整、严密的宗族文化,才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得以延续两千年之久。“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宗族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几乎灭亡。改革开发以来,我过农村经济加速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作为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乡村,宗族文化对其影响依旧深远。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广大农村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浪潮正义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着现代化的步伐。于是,宗族问题便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而农村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宗族文化作为千百年来传统的载体必然与这些现代化目标之间发生复杂的关联。在社会转型时期,宗族文化对正在推行的新农村建设势必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关键词:宗族文化,村庄秩序
    一、宗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村庄法律秩序
  (一)宗族文化的内涵
    所谓宗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房份结成的亲缘集团或社会群体组织。在宗族关系中,家庭是最小的单位,家有家长;集若干家而成户,户有户长;集若干户而成房,房有房长;集若干房而成支,支有支长;集若干支而成族,族有族长,由下而上,有条不紊,同宗同族之人集为宗族。因为宗族是家族的扩大,人们也因此常常用家族代称宗族。宗族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和活动中心。这种社会组织,从原始社会结束以来,始终以各种变化了的形式,或松或紧地伴随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而存在和发展,构成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宗族作为一种血缘组织,它是依据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并开展活动的。从宗族组织内部来说,它体现为宗族内个体及群体如家庭、房份与宗族的权利关系。这种权利关系的划分和维持都有其相应组织形式、活动规则,形成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
   (二)宗族文化的外延
    一般来说,典型的宗族文化通常表现在族群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修建祠堂、祖坟,修编族谱等物态文化以及体现在赡族、祭祖和建立完善的宗族组织等习俗。
    1、心理意识表现
    首先,宗族文化表现为十分强烈的族源意识,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族人很讲“木本水源”。他们在自己的族谱上,都要认真追溯自己祖先的源流。因此族谱一般用最多的纸张和笔墨对历代祖先的来龙去脉记载的十分清楚。在追溯自己的族源时,出现“帝王做祖,名人做宗”的现象,喜欢把自己当作古代先贤之后或是中原望族。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宗族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追本溯源,荣宗耀祖的心态[1]。
 其次表现为敬祖重宗意识,宗族是指拥有共同祖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共同体。宗族观念也表现在其强烈的敬祖重宗的意识上。安放着祖宗的排位的祠堂是族人心目中的神圣空间。每到祖先诞辰祭日或者举办大事之时,族人都要来到祠堂祭拜。[2]这种敬祖意识还表现在村落的布局和房舍的结构上。一般来说,宗族祠堂都是处在村落的主体甚至核心的部位,房屋围绕着祠堂向左右、前后延展。这种结构,强烈体现了以宗族祖先为核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反映了人们敬宗崇祖、慎终追远的心态。
    第三是自觉的宗族认同意识,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归属于哪个宗姓。支房。陌生人相遇,首先会问其姓氏,若是同性,又会问属于哪个支派。要是同宗同派,关系一下就亲近了起来。如要是有房屋、田地出售,必须先卖给同宗叔伯、近房支房。确定同宗之人不买,才能卖给外族、外姓。宗族认同意识还表现在遇事一致对外上,即使相互通婚的两姓,也常因水源,山岭祖坟等发生争执。每当发生争执时,即使是亲戚,也会毫不犹豫的站在同宗这边。
    2、宗族文化的物态表现
    其一是族谱:宗族是依据一定的血缘关系确定的亲缘组织。族谱不仅是确定和联系族群的重要方式,也是确定族民亲疏辈份、权力义务及房份组织体系的重要方式。通过族谱,还可以宣扬本族名贤忠烈,一方面巩固和提高本族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增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强化宗族意识和宗族团结。从而为宗族组织的集体行动奠定基础,有助于宗族延续和发展。
    其二是宗祠:宗祠是宗族的标志,是祭祖的圣地,议事的场所。典型的宗族都会建立自己的宗祠,以祭祀自己的祖先。通过祭祀,活着的后代与去世的祖先得以连接起来,并加强家族成员的团结。宗祠还是族内重大事务议事和宗族成员庆典等共同活动的场所,是以家风族规教育后代的场所,同时也是管理宗族事务机构的场所。
    其三是族产:族产包括祭田、族田和义庄等等宗族共同的资产。一定的族产是宗族活动的经济基础。通过设置族产,为宗族组织的正常运转、兴办公共和公益事业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也可以通过族产来助学扶贫,增强族民的团结,从而实现“收族”(联系族众)和“睦族”(族民[3]团结)的目的。
    3、宗族文化的行为表现
    宗族文化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固化了的祠堂、族谱上,更表现在周而复此的日常行为上。(1)祭祖行为,祭祖是一件非常庄重的事情。祭祀分公祭和私祭两种。私祭,也叫家祭,指单家祭礼;公祭指合族、合祠、或合房拜祭。(2)赈灾赡族行为,在传统社会中,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国家—家族—家庭”三个层次的保障体系。在“骨肉亲情,同族为一家”的宗族理念下,“济贫穷,恤孤寡”是“敬宗睦祖”的重要措施。在族谱中也往往把赈灾赡族作为宗族应尽的义务。[4](3)公益行为,公益行为往往包括办学,新修水利、道路等公共设施。
   (三)宗族与传统村庄法律秩序--宗法制
    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大宗小宗为准则、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封建宗子继承和伦理体制。宗族制度则是宗法制度在基层社区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形式。宗族组织以族、房长为中心,而宗法制度以大小宗为基础。族、房长的产生以辈数年龄为标准;而宗法体制的大小宗则以嫡长相继,父子相承,生来则定身份。宗族拜祖,不分代际;而大小宗祭祀则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大宗的宗子祭始祖,其庙百世不迁;小宗的宗子只祭祀父祖曾高四代,其庙五世可迁。大宗因要祭祀始祖,其嗣不可绝,故又有立后之制——大宗宗子无后代,必须立一个人为后代。即使亲弟弟继承了哥哥的地位,也只能作为后代即位。而小宗无后则不能立,只能让其绝后。显然,宗法与宗族不尽相同但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都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宗法制度主要存于周代,随着分封制度的解体而解体,而宗族制度及其文化则流传至今。  
    二、传统村庄法律秩序的变迁:宗族制度的变迁
    冯尔康等在合著的《中国宗族社会》中提出了宗族发展史的三条标准,即宗族领导权掌握在何种社会身份集团手中,家族的内部结构及其成员的民众性,宗族生活中宗法原则的变化。据此认为从殷周到现代,宗族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先秦典型宗族制,秦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宋元间大官李僚宗族制,明清绅裕富人宗族制,近现代宗族变异时代。宗族制度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削弱、民众化,政治功能减弱、社会功能转强[5]。
    三、宗族文化对新农村秩序建设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的分布近年来已经非常广泛,但相比较而言,南方宗族的发展程度、组织水平和活动频率,目前普遍高于北方,而呈现出更加活跃的局面,因而也能更集中地反映当前农村宗族已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各种问题。当前学术界对于宗族文化与乡村秩序的研究引人注目,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近年来都有大量相关文献发表。然而学术界对于宗族文化对乡村秩序建设的影响也是褒贬不一,大致说来,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重建乡村秩序的希望只能来自于制度建设,传统不仅不好而且也无可避免的衰落了[6]。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反思现代化理论,应该发挥传统在保持乡村秩序中的积极作用,应善待宗族、习惯法等等,如王铭铭、苏力、梁治平等人持这种意见[7]。
   (一)农村宗族文化对新农村秩序建设的消极方面
    就其消极作用的方面看,主要是:
    1、不利于乡村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制度发挥作用,有碍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形成的条件之一是血缘被地缘所取代,即社会分工、交换和生产必须冲破血缘的羁绊,开始按地区划分社会组织。但是,在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地域理念并未彻底冲破血缘的束缚,从而使得我国的国家形态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伦色彩。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的中国农村,不是政治权力改变了宗族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基本社会结构,而是宗族组织亲和了政治权力,使其带上强烈的血缘色彩。所以,在中国的农村,往往村级政治领域与宗族势力范围重合,村治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族势力的制肘。宗族精英介入村政,大大销蚀了以法理为基础的基层组织的应有权威,有的甚至目无法纪,以宗族取代国法。目前,在一些地区,也有这种现象,宗族势力甚至控制和取代了基层组织,宗族权力成为了与国家行政、司法权力平行的一种私人性质的权力。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的政治走向,直接影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阻碍了政治文明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启动了以乡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其主要形式是在农村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乡村民主自治要求以较为完善的制度、较为健全的法律和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意识的公民为依托。但目前部分乡村地区宗族势力的存在对于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却起着阻碍作用。当前,部分乡村在宗族力量的影响下,民主制度在实践中往往发生某种变形,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聚族而居的地区,在宗法观念作用下,村民们未能或难以实现自身角色意识的转换。村民们的“族民”意识重于“公民”意识,在行为中注重的是自己与本宗族、家族的关系而对自身与国家的关系意识淡薄。在狭隘、封闭的意识作用下,强调家族、家庭的整体利益,家族内成员以服从宗族的规范和需要为目标。村民自治中的选举往往成为家族间争夺领导权的竞争,部分地区出现了为家族利益买卖选票、贿选、控选等现象;村民自治组织的运作笼罩着浓重的宗族色彩,决策、管理过程中家长制更多地取代了民主制,民主监督则变形为宗族内部的监督缺失和宗族之间为狭隘利益进行的互相倾轧。如河南省的赵孟庄主要由赵孟两姓构成,共约800口人。1994年5月,村委会选举,村委会主任及会计等三个重要职位均被孟姓占有。于是赵姓村民砸烂票箱,导致选举失败,而不得不由赵孟两姓分掌权力[8]。这是宗族势力角逐的充分反映。又如江西省三江村,村的宗族机构分为五级,即族—堂—房—家—户,比行政村(村—小组两级)还复杂严密。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两套班子,相互交叉。村长要向族长汇报工作,并接受族长的批评和要求[9]。 虽然以上是两个较典型的例子,但是在很多乡村中家族、宗族组织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是控制乡村自治却是不争的事实。
    2、不利于乡村法治社会的形成,危害农村社会治安
中国正处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原有的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留在广大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的推行。[10]另外,我们在农村现实社会生活中看到,宗族总是自我封闭、绝对排他的,总是唯我独尊、唯我独是的,顺之者昌,逆者亡。它对外表现为“族民”与“公民”的矛盾,当宗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往往遭到抵制;对内表现为本族与他族的矛盾,造成族与族的矛盾激化,有时甚至导致武装械斗,妨碍农村社会治安。
    历史证明,虽然宗族现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于各族人民聚宗合族、组织生产、互相救助、抵御外辱等方面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宗族思想以及它所伴生的任人唯亲、重男轻女、多生多育、宗族械斗等封建、迷信、落后、保守、排外等思想,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在湖南、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和赣东北地区。那里的宗族活动相当活跃,但是宗族组织的结构程度较低,既无系统的常设组织,也缺乏有远见的核心领导,活动大多带有破坏性,并常发生恶性的斗殴事件;人们热衷的活动是耍族龙、抢坟山、闹人命等低层次活动,对重修族谱、重建祠堂等意义重大但需精心组织的活动反而不甚热心。但恰恰是这些低层次的活动,给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比如耍族龙。这项活动在这些地方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一族一姓都可有一条“龙”在当地的“龙灯会”(或狮灯会)上显示本族的势力。其目的主要是卖弄武力,当然也带有一定的乡村娱乐性质。耍龙与不耍龙的两族间,往往会因此打架。湖南某市自1978年以来发生的历次大规模族斗中,因耍龙而引起的为数很多,每年都在30~40起。时间主要是每年的元宵节,或正月底。又如争坟山,也叫争祖山。农村以土葬为主,本族间、本房间、异族异姓间,都会因坟山纠纷大打出手,对社会治安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害。有些人真诚地信鬼神,信风水。在许多坟山纠纷中,往往是因为有人相信某处是所谓“天子地”,因而就发生了抢夺坟山的冲突。再如闹人命,即宗族闹丧。这是此类宗族最突出的一种表现,为害也最烈。一旦发生本族妇女在夫家自杀或相杀案件,就会引发一场激烈的“闹人命”。女方族人会蜂涌而至夫家,轻者吃光喝光,重者损毁财物,直至两族舍命拼亲。出于一种奇怪的反政府心理,丧家根本不信法医的鉴定,否认任何自然的结论,一口咬定是他杀,甚至提出要由他们来代替法律执行处罚。一个地方闹人命,一个地方就不得安宁,一场下来,轻则损失上千、上万,重则倾家荡产,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11]
   (二)宗族文化对新农村秩序建设的积极方面
    但是,事物是复杂的,从另一些地方看,尤其在落后的地区,农村宗族制度又并非完全只是陈腐的传统遗存和阻滞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在起着某些不可忽视的积极的作用。诸如:
    1、促进村民民互相帮助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单家独户的农民成了名义上的独立经营主体,但由于土地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以及强制性的农村人口政策使农户人口规模日益小型化,农民实际上很难独立地低成本地完成全部生产经营,规模不经济制约着农家的收益和效用最大化的实现,同时处理日常生活中如生老病死、结婚盖房等事宜也有诸多不便,因而需要互相帮助、互通有无。比如,一些生产活动只有通过几个劳动力共同完成,才能达到最佳收益。在大部分地区,耕地便是必须由多个农户共同完成的农事活动之一。通常情况下要顺利地完成耕地,需要有不少于5人的协作劳动,包括扶犁、撒粪、撒肥、撒种、磙地等的分工协作。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不能用货币购得服务或被认为是不合算的情况下,利用认亲戚关系为主体的社会互助来实现协作生产,便成了合乎理性的选择。宗亲自然成了可动用的有效的社会资源。[12]
    2、对农村非法权力进行制衡
    改革以来,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裂变和重整,如果说曾经是一种纵向梯阶系统,那么改革后更接近横向网络的系统结构。改革后的农民显然要与更为广泛的权力主体如乡村各级干部、工商税务人员等等发生关系,并因此而可能遭受不正常的权力的欺压。作为个体的农民更易受一些腐败官员和小职员的更大范围的专横行为损害。如契约上的不平等和在经济上的产权侵犯等。农村处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基层,由于与权力中心在结构上的巨大距离,高昂的监督成本,以及乡村干部和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法制在农村并不能有效地正常运转,不少地方“天高皇帝远”,腐败不断滋生出来并呈蔓延之势,甚至个别地方的干部坐地为大,横行乡里,已蜕变成一种恶势力。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宗族的血亲势力无疑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
    从全国来看,各地的情况是不同的。存在于赣中南地区,那里的宗族不仅相当发展和活跃,而且比较起其他地方来,具有较完善的自我约束的机制和观念,也更显示其有较高的成熟性。这些地方的宗族组织,无论是内在的结构特点,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具体功能,都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中的一个类型。它们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其整个活动对乡村自治、乡村公益具有的建设性作用,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传统宗族资源的较有系统的利用(包括族谱、祠堂及对旧宗族有较高知识的老一辈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与传统宗族的存在方式有较内在联系,但同时又具有新的目标和新的运行机制的典型的现代宗族形态。在这些地区,重修族谱和修茸祠堂是最重要的两项宗族活动。由于需要严密的组织过程,相当的专业知识和一定数量的经费,因此只有在有条件(包括文化传统和经济实力)的地方,这两项活动才能取得成效。赣中南地区农村因其拥有深厚的宗族文化传统和良性的社会环境,实现了重修目的的族谱和各类宗祠,不仅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而且还显示了不少新的特点。在当地农村,无论是本地的族人,还是外地的后裔,都积极地参与到重修族谱和修复总祠之类的活动中来。这充分体现了这类事件所具有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那些远离本乡的外地客居者。基本上已经没有利益的分享问题,促使他们积极投入该项事业的,只是那些激发和满足他们非功利的历史性和归属性需求的提示。比如,“发扬祖先功德”,“维护祖先业绩”等等。整个地区而言。宗族观念已成为被当地社会所认可和默认的一种社会关系观念。这可以说是宗族重建过程中取得的最重要的一项成就。当地大部分重建的宗族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既合乎传统、又能被现行社会制度默认和接纳的适当的组织结构形式。各地现有的形式各有名目,运作方式也各有特点,但大都同现实社会生活秩序有较成功的衔接,而从不采取截然对立的姿态。尤其在与基层政权的关系上,宗族组织都主动地谋求与它们的合作与相互协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农民已开始意识到需要从法律的角度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自拟的法律概念。如所谓的“双重主权论”,用以打消族人对修复宗祠的捐资顾虑。虽然它似是而非,不具备任何真正的法律效力,也很难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但这种努力本身仍反映出一种积极的因素。当地农村的一般社交活动及节庆、婚丧礼仪等民俗活动。已自然地融入了宗族色彩,并往往由宗族组织出面主持。这种习俗在农民中有着深厚的传统基础。在一些较成熟的宗族的主持下,传统的与现代的宗族意识(历史性、归属性的本体观念)给传统的民间习俗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同时,它们又被这些宗族的领导人有意识加进的法律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所部分地调和,因而显示出以协调村民关系为主的功能特征。很少有导致在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具有恶性后果的宗族冲突。宗族活动的强制性内容已大为削弱。少量带强制性的动作中,其手段主要只剩下了道义的制裁(如不让入谱、不让入祖坟等),但毕竟仍带有某种强制性。因此同真正自愿的结社仍不完全相同。族规的建设也只是在重建过程中。已建立的族规还带有许多非正式的成分。这就可能导致一种私人权力的产生和发展,在根本上会有与法制冲突的因素。只是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农村宗族领导人尚能表现出相当自觉的自我约束。
    3、宗族文化利于新农村均衡发展
    当然,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宗族文化中的诸多规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农村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法制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和谐新农村建设。
    一个民族的风俗是深层次文化观念的外化形式,是文化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是先有民俗后有法,法是民俗发展到高级阶段系统化后的产物,法根源于民俗。宗族文化作为传统民俗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一直是维持农村秩序的主要力量,自然提供了新农村建设普及法律知识、进行法制建设的良好基础。在普法方面,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做的,当然是改变农村的宗法不一、混乱无序状态,改变村民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匮乏的落后面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运用这些设备。[13]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宗族文化中的诸多规范、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秩序的主要维护力量。农村在实现现代化的法治之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也正是新农村建设所要做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改良农村宗族文化使之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过程。
    同时,家庭、家族、宗族文化中的许多内容是延续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石和摇篮,其中的许多内容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要素。如处理家庭的组建、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教育、对老人的赡养、邻里关系、家庭气氛的营造、家庭的经济管理、家庭的民主平等、家庭的风气、为人处世的原则等,家庭文化的内容中的很多方面也是我们现代化建设必然面临的工作。而这时,宗族文化恰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人际交往互动的框架或模式。宗族通过依靠世代相承的血缘系谱关系来界定族内严格的社会规范和权利与义务,长幼尊卑各司其职,默守着本家族的道德规范和清规戒律,不逾越本分。族长和其他长老运用祖先传下来的权威,通过非正式的规则、伦理规范、价值取向、道德、习惯等文化性因素的作用有效地协调和控制着族内的摩擦纠纷,实现对家族成员的行为约束。因而宗族这种特殊的制度适应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人文环境,铸造了超稳定的社会系统,生长在这一特定文化土壤上的人们共享着它所载的信息,并内化为人们的价值选择。可以说,家庭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石和摇篮,而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宗族在其中更是以规范、制度的形式这些美德得到了强化和很好的传承,并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和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宗族还对我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在我国各地的农村都还保留着传统的以宗族为单位进行的民俗活动,大多都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之久。它们或是祈祷来年风调雨顺、或是庆祝国泰民安,以宗族为单位组织迎花灯、庆丰灯会、舞龙舞狮、赛龙舟等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农村的民俗文化是题中应有之义,宗族在其中的积极作用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四、结语
    新农村建设,无法回避宗族文化的影响。如何合理利用、发挥宗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宗族文化的不良影响,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毋庸置疑,宗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历史和事实都证明它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繁荣传统文化、整合群体力量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促进宗族文化的创新,使其能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也是促进新农村秩序均衡的有效方式。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现代化的发展,宗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悠久历史秩序已经成为影响乡村秩序的重要内容。
    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宗族文化,也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

 


[1][2]周建新等.江西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5-76
[3]族民与民族的区别:族民亦族人,强调的是个体。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这是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民族强调的是具有相同属性的共同体。
[4]周建新等.江西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2
[5]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6]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78-288
[7]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三联书店1997年版;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秩序”,载《乡土社会中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  [9]  王克安.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个案实录与问题对策[M].长沙: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623
[1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7
[11]上述例子在湘南地区也是十分普遍,这些事件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确实起到了消极的影响,不利于农村的法治社会的形成。
[12]李成贵.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载《管理世界》1994年第5期
[1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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